先说一个小故事：
有一天，陈某人正在街上走着，忽然从我旁边冲过来一人把我手机给抢走了，然后我大呼“抓小偷啊，抓小偷啊！”我这一呼喊正好吸引了在不远处办案的警察叔叔，他们迅速出击，抓住了那个偷东西的家伙，并把我的手机还给了我。
在我对警察叔叔感激涕零之时，抢我手机的那位忽然疾呼：“我是这里的省长，你们不能抓我！”然后这人就被押走了。结果就是他不仅官位没保住，人还被抓了进去。
当然了，上面的这个故事肯定是我虚构的。可是如果这个案件发生在唐朝，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因为，抢我手机的那人或许根本就不会受到处罚，而且就算是处罚，也肯定是很轻的处罚。
我想，你肯定会说：“什么？唐朝这么强盛的国家怎么会连这点法制思想都没有呢？你不会是在骗我们吧？当真以为我们没读过书？”
确实，但凡是上了个初中的同学都知道，唐朝可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一个时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佳话连我们现代人都难以企及。
然而，虽然唐朝确实强大，不过无论唐朝有多么强大，它也是封建社会，在法制上面对于封建贵族肯定是有“偏爱”的，而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为了维护贵族阶级地位的封建制度——“官当制”。
所谓官当制就是为官之人犯罪之后，可以用官位来抵挡罪刑的制度。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很奇妙？小脑瓜子嗡嗡的？不过也确实，这官当制在今人看来着实荒诞至极，不过在当时确实盛行一时，成了封建帝王维系统治，拉拢人心的关键工具。
关于官当制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不过那时的官当制度还不叫官当制度，而叫“爵当制”。
当年，商鞅为了激励战士奋勇杀敌，便以军功论爵位。简而言之，就是你在战场上杀了多少人，回到军营里面你就可以按照所杀“人头数”获得多高的爵位。(当然了，前提是你能活着回来，你要是直接在战场上嗝屁了，怎么给你封爵？)
获得爵位以后，你便拥有了贵族特权，商鞅变法时明文规定了：“爵自二级以上，有罪行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罪行则已。”也就是说，你的爵位越高，你的特权越多。不得不说，商鞅确实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法学家，而且这一制度也大大增强了秦军的战斗力，使变法之后的秦军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成了让其他国家闻风丧胆的“虎狼之师”。
不过也由此可见，当官封爵对于人们的吸引力有多大。
鉴于这一制度所带来的统治优势，秦朝之后的汉朝也继续沿用了这一制度，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陈的《陈律》中才将爵当制改为官当制。此后的朝代，便将爵当制一律统称为“官当制”。
或许你就要问了：“那当官的人特权这么大，是不是可以胡作非为？要是他直接危害到了皇权，是不是也是可以减刑呢？”
这么说，不全对，也不全错。
大家可不要把古代帝王都想象成傻子，他们精明得跟狐狸似的。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问题，他们肯定也能意识到。很快，皇帝们就发现“官当制”的缺陷，如果一味地靠降低或免除犯事官员的官位来抵罪，实在是难泄心头之恨，而且犯罪人员的存活对于自己的统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于是，“重罪十条”的颁行就显得格外必要了。所谓重罪十条，最早发布在《北魏律》之中，其主要包括内容是给予侵犯皇权和破坏家庭伦理的犯罪行为重罚。
不过，重罪十条的最早颁布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打击官员，而是为了打击《周礼》中的亲，姑，贤，能，功，贵，勤，宾这八类贵族的犯罪。到隋唐之后，重罪十条改名为十恶重惩，成了限制官僚贵族的一种措施。虽然名称上发生了一些改变，不过基本内容还是有关破坏皇权和家庭秩序的犯罪。
宋朝之后，官当制度就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车轮之中了。直到元朝，官当制度就已经被彻底废除，不再实行。
从本质上看，官当制度只是统治者用来维系统治，笼络人心的一种封建工具。通过对犯罪官员的特权维护，让官员感受到“皇恩浩荡”，从而更加努力地为朝政建设做贡献。而且这种制度也可以更好地激励百姓对官位的期盼，从而通过考试，步入仕途。“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是自古就流传下来的硬道理。
不过在当今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什么官职，官位有多大，一旦犯罪就会被“斩落马下”。所以，违法了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服罪，以减刑才是王道，可不要想着“走关系”躲避法律责任。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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