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同时也可作为陈设、赏玩器，寄托主人的审美品味与格调。我国自唐朝以来，历代皇室、官府都极为重视瓷器生产，唐邢窑中的"盈"字款和"翰林"款白瓷，分别入皇室私库及翰林院，可看做是最早的瓷器御供雏形。后又有江浙越窑，烧秘色瓷进贡李唐皇室。至宋徽宗，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官府营建瓷窑，是为"官窑"。元代，"枢府"、"太禧"、"东卫"款瓷器，均为官府定制。到了明永乐时期，则第一次出现了"年号款"官窑瓷。从此明清两代，一直在景德镇御设官窑，派专人督烧，是为"督窑官"。
故宫藏"永乐年款"青花压手杯
1912年，清朝覆灭，景德镇的"官窑"体系随之崩塌。但因摆脱了封建皇权的桎梏，加之民国收藏之风盛行，所以景德镇的制瓷业依然有所发展，不仅诞生了像"珠山八友"这样的制瓷名家，同时整个体系更加商业化。其中，民国权贵们的定制瓷器，因不计工本，具有极高的艺术性，被后人称之为"现代官窑”、"民国御瓷"，成为民国瓷器的代表作。
民国时期权贵定制瓷器，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北洋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
提到北洋"官窑"，就不得不提一个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督窑官的郭葆昌。
郭葆昌，字世五，号觯斋，保定府定兴县人。少时在北京琉璃厂古玩店做学徒，为人机敏好学，逐渐成长为业内名家。后入袁世凯府中当差，官至袁府总管。1912年，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后，郭葆昌提议在景德镇烧瓷以供内府之用，这就是北洋时期第一批"官窑"的由来。
郭葆昌乃是瓷器大行家，他从故宫文华殿选取了多件雍乾时期粉彩、珐琅彩为样，在景德镇湖北会馆设立绘瓷中心，高薪聘请制瓷名家鄢儒珍负责烧窑。据说袁世凯当时特批140万大洋，可谓不计工本，再加上有郭葆昌这样的行家主持，使得这批瓷器胎质白薄、器型秀美、纹饰细腻，摹古而创新，胎、釉、画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精工细彩更胜前朝。
苏州博物馆藏"居仁堂"款粉彩梅鹊花碗
因袁世凯的办公地点定在中海南居仁堂（原海晏堂），所以这批瓷器大多署"居仁堂"款。郭葆昌还假公济私，以自己的"觯斋"号为款，定制了一批私人瓷器，多为花卉人物纹，填色淡雅，颇具文人意趣。
1915年，袁世凯称帝已是紧锣密鼓，郭葆昌又奉命烧制"洪宪瓷"，以备开国盛典之用。《景德镇文史资料》中有一段当时窑工的回忆记载：
民国四年，浮梁知事陈安下令禁戏。因袁世凯要当皇帝，下达的洪宪制瓷任务紧迫，长时间的看戏免不了耽误生产。
但郭葆昌一直不承认烧造"洪宪年制"款瓷器一事，声称1915年秋就已离开景德镇。后经证实，市面上流传的各种"洪宪"款瓷器，均为景德镇窑工用郭葆昌所剩余料，仿作而成。所以"居仁堂"款瓷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洪宪瓷"，（详情可见我前几日发表袁世凯的"督窑官"，北京城的收藏巨擘，民国奇人郭葆昌的一文）
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便一命呜呼。但他的后继者，徐世昌和曹锟，也都有过定制瓷器的举动。徐世昌文人出身，传统文化功底深厚，尤喜雍正单色釉，他的定制瓷为"静远堂"款。曹锟的定制瓷为"延庆楼"款，造型夸张，富丽堂皇，古玩界称之为"总统瓷"。
徐世昌的"静远堂"款青花粉彩福寿梅瓶
另外，1925年，汪精卫于广州上任国民政府主席时，曾定制过"双照楼制"款瓷器。1934年，末代皇帝傅仪在伪满洲国"登基"后，也曾定制过"开国纪念瓷"。此二者因定制数量少，传世极为罕见，几乎不为人所知。
汪精卫的"双照楼款"粉青釉剔刻爱莲图象耳尊
可见北洋时期，以袁世凯、徐世昌、曹锟为代表的军阀权贵，往往一掷千金定制专用瓷器，多为自用或作为礼品，以彰显自身的位高权重，同时融入自身审美意趣，成就了民国时期的第一批"官窑"器。而精于瓷器之道的专家学者，亦会直接设计、烧造自用瓷器。如前文提到的郭葆昌"觯斋"款瓷器。清末叶赫那拉后裔、民国知名瓷器专家叶麟趾，也曾在自家院内起窑烧瓷，款识"汲古堂"。
郭葆昌"觯斋"款喜上眉梢粉彩碗盘
1934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于南京国民政府宴会厅，举行一年一度的"双十节"庆宴。席间，一位外国使节询问林森："中国瓷器称雄世界，为何政府的官方宴会，用的却都是欧洲产的瓷器餐具呢？"一向爱好瓷器收藏的林森一听，顿时心神大震，哑口无言。
1935年,林森(左三)在国民政府接见外宾
第二日，林森专程赶往典礼局，发现其库存真的全部都是欧洲瓷器，不由得勃然大怒，立即派人赶赴景德镇采购国宴用瓷。不想督办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带回的样品，根本入不了林森这样的收藏名家的法眼。无奈之下，林森辗转联系到了江西德成瓷号老板吴先志，花重金请其代为设计。
吴先志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瓷器实业家，曾负责美国几个大公司的瓷器采购定制，后成立德成瓷号，经营日用瓷及高档艺术瓷。他为国民政府的宴会瓷设计了四套餐具，分别为金地万花、描金万花和两套黄地万寿无疆，全部为"粉彩"瓷器，落"国民政府"篆字款。林森看了大喜，立即命典礼局定制数套。可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随后迁往重庆，这几套代表了民国最高水平的定制瓷也在兵荒马乱中不知所踪。
南京市博物馆馆藏"国民政府"篆文底款万花瓷餐具套件
社会上历来对"蒋瓷"所知甚少，一是研究文献不多，二是存世极少，只在南京博物院、庐山博物馆、台北故宫有寥寥数件所藏；三是民间文玩市场也不见流转，甚至无人造假仿冒。这其中或多或少受到蒋的臧否所累。
蒋与瓷器的结缘，最早可追述到20世纪20年代。其时蒋在江西设立行营，特寻梁兑石的丽泽轩瓷庄，为其父母定制瓷板肖像。结果蒋对样品并不满意，二次重做后方才认可，还赏了画师20块银元。此事在当时业内流传甚广。
1946年，蒋为纪念抗战胜利，特别召见圣忠学校（江西省陶瓷专科学校）校长汪璠，询问如何制作出符合国礼的瓷器，汪璠回道："只要不计工本，不计时间，就可以登峰造极。”蒋随即命汪璠主持国礼"胜利瓷"烧造，要求：
"应参摹宋清时代名瓷作风，以庄严华丽能象征中国悠久文化，表现胜利纪念为原则。器型和画面要体现中国的传统风格，又要为英国人所能接受，制作要达到御窑的水平。制造方式宜采：分制瓷胎，集中彩绘为法。"
于景德镇陶院举行的汪璠铜像落成仪式
此次"胜利瓷"烧造规模甚大，当时的江西省政府、江西省建设厅、浮梁县政府与景德镇瓷商、窑厂等，官商合作，瓷业名家汤有光、张浩、刘雨岑、彭友贤均有参与。最终确定"胜利瓷"分为两类，外交国礼有："挂盘、咖啡用具、和平之神、浮雕委座小像、花瓶"，国内事务则为"万寿无疆饭碗"，底款依蒋特别批示，用"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正"字样。拟烧制花瓶40件，挂盘60件，餐具6套（每套140件），桃碗400件，总体预算8140万元。
下图为北京艺术博物馆所藏"铁骨泥地堆贴金饰开光粉彩开光如意耳瓶"，即当年的"胜利瓷"之一，单个造价550万元，代表了其时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无愧"国礼"之美誉。
铁骨泥地堆贴金饰开光粉彩开光如意耳瓶
1947年，汪璠的江西陶校承接了第二次国礼瓷烧造。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赠送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西餐用具，以及送给英国伊丽莎白公主（即现在的英女王）的新婚贺瓷。宋美龄在给伊丽莎白的信中说：
"值此公主殿下即将于菲利普·蒙巴顿海军上尉结婚大吉大喜之际，中华民国总统及夫人，以及全体中国国民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送上特别精心设计制作的全套中国瓷器餐具共175件，分三个大箱装运，作为公主殿下大婚的贺礼……"
伊丽莎白大婚贺瓷
据说这批瓷器图案为"龙凤呈祥"、"丹凤朝阳"、"百鸟朝凤"、"双龙戏珠"四种，采用黄金箍边，并点缀龙须凤眼等处，金光闪闪，富丽堂皇至极。伊丽莎白对此贺礼也颇多赞誉，她在回信中说：
"我非常喜欢它们的图案设计，此外，这些瓷器质量之高，恐怕只有中国才能生产出来。"
目前这套大婚贺礼瓷，仅存汤盘12个、合盘12个、甜点盘12个，保存在大英博物馆温莎宫周末餐具室内。
此外，在1946至1948年间，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为巴结蒋，还曾定制过数套寿诞贺瓷，采用的都是蒋最爱的"百花不漏地"装饰，居中落朱红"蒋"字款。后蒋氏逃至台湾，这批瓷器大多在日常使用中损毁。
蒋氏寿诞贺瓷
正所谓"上行下效"，在蒋的带领下，许多高官纷纷效仿，定制瓷在国民党高层蔚然成风。如俞济时曾请汪璠定制花瓶、挂盘等陈设瓷。陈立夫则独爱紫砂，在撤离大陆前夕，还不忘赴宜兴定制四把紫砂壶带到台湾。
从袁世凯到蒋氏，民国期间以权贵为主导的"官窑"瓷器生产一直未停。我们可以看出，最初的"洪宪瓷"还存有许多旧朝官窑的运作特点，到了蒋时期，则更多的引入了现代化的商业模式，政商分工合作更为密切。
民国时期的权贵们，集合权力、财力，以政治目的或个人目的介入瓷器生产环节。其中既以行政命令为主导，又有商业化的生产模式做基础。他们不计工本，调动业内顶尖资源，在满足国家诸多外事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了自身的审美意趣及社会身份的认同，最终成就了民国瓷业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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