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张恨水啊，真是国内妇孺皆知的作家。”“恨水兄是个真的文人。”
的确，老先生没穿过奇装异服，没那些所谓的个性。
只见他身着一袭长衫，手握一只墨笔，静坐于灯前，轻抚纸张。那活色生香的景儿，便在张老笔下一一铺展开。
一支笔，便足以陪他走过文学的征程。他就是张恨水。
张恨水，祖籍安徽潜山县。生于江西广信。原名心远，恨水是笔名，取南唐李煜词《相见欢》“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
自幼酷爱文学，17岁就以“恨水”的笔名投稿。
第一部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1919年连载于芜湖《皖江报》副刊。
首篇短篇小说《真假宝玉》，创作高峰期从1924年的《春明外史》起至1939年的《八十一梦》止，15年期间写了60部章回小说，是一位多产作家。
他一生创作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留下了三千多万字的作品，写尽男女痴情爱恨。
传说张恨水写作有三绝，
一、他能够同时撰写多部小说，最高纪录是七部长篇同时着笔；
二、他写作从来不打草稿，每每是一挥而就，甚至没有什么涂改；
三、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穿插于小说之中。
1924年4月张恨水开始在《世界晚报·夜光》副刊上连载章回小说《春明外史》，这部长达九十万言的作品在此后的五十七个月里，风靡北方城市，使张恨水一举成名。
1926年，张恨水又发表了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金粉世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
但真正把张氏声望推到最高峰的是将言情、谴责、及武侠成分集于一体的长篇《啼笑因缘》，这部小说至今已有二三十个版本，在发表的当时就因各大电影公司争先要将之拍摄为电影而几成新闻，由它改编成的戏剧和曲艺也不在少数，而因《啼笑因缘》而作的续书之多更是民国小说中之最。
至此，张恨水的名声如日中天，即使不看小说的人也知道这个作家，就如同不看京戏的人也知道梅兰芳一样。
1934年，张恨水到陕西和甘肃一行，目睹陕甘人非人类的艰苦生活，而大受震动，其后写作风格发生重大变化，士大夫作风渐渐减少，开始描写民间疾苦（如小说《燕归来》）。
抗战爆发后，他将很大精力放在写作抗战小说中，其中最受后人重视的是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和《魍魉世界》（原名《牛马走》）。
鲁迅的母亲也爱读张恨水的小说。
张恨水一出新书，鲁迅便买了给母亲寄去。
3.坎坷的感情史
张恨水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母亲包办的婚姻。这是在蒙藏垦殖学校解散后。
当时张恨水并不愿结婚，他的学业未就，从小立下干一番事业的志愿连一点影子都未见着，他不愿过早地成家。但母命难违张恨水不得不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这与他的理想距离太远了。
他遭此打击，实在不愿意再待在家里，过了几天，就以到南昌求学为名，离开了家中。张恨水与第一任徐文淑没有爱情，他最早创作的长篇小说名为《南国相思谱》，曾在芜湖的报纸上连载，这部小说已经散佚，从题目分析，是一部言情小说。
张恨水成为一个言情小说作家不是偶然的，这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得不到满足无疑有着重要关系，他需要通过描写爱情来宣泄自己的情感。
北漂时，他时时感受到孤独，于是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来到北平一所专门收养流浪女子的平民习艺所里，找到了第二位妻子胡秋霞。
“当时感情有一点空白状态，他就通过这个身份上不如他的，把自己的怜爱之心表达出来”
第二次婚姻虽然给了张恨水一个完整的家，但是并没有让他完全安分下来，秋霞原来不认字，张恨水教她认字，一点一点地教会之后，胡秋霞后来已经能够看报了。但是胡秋霞的文化程度跟张恨水相差太远，她不了解张恨水的思想，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精神上的裂痕无法弥补，所以张恨水还是感到孤独，他还在等待爱情的降临。
1931年，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单行本出版发行，引起轰动，但更让36岁的张恨水兴奋的是，就在这时，他真正遇见了自己生命中的红颜知己。 就在北京一次游园会上，张恨水认识了一个能歌善舞的女子，她是春明女中的高中生，叫周淑云。
周淑云出身是一个破落官僚的家庭，父亲早死，家里负担比较重，她爱读张恨水的小说，爱唱京戏，聪明伶俐，张恨水也非常喜欢京戏。
那么正好，就是说他跟周淑云，虽然他比她大十几岁，但是他们两个人谈京戏，谈小说，很有共同语言，那么周淑云也爱上了他。就这样，周淑云愿意做张恨水的外室。
张恨水就另外找好房子，就跟周淑云结婚了。结婚之后，张恨水从《诗经·国风》当中，《国风》当中的《周南》、 《召南》取出“周”、“南”二字，给周淑云改了名字，就叫她周南。
张恨水找到了他的爱情。周南会唱歌，尤其会唱京剧，张恨水会拉京胡，那么张恨水拉着京胡为她伴奏。周南善于交际，可以陪丈夫去拜访朋友，接待宾客，她深得婆婆的喜爱。
尽管小姑子的年龄都比她大，但是也都很尊重她。她有文化，后来还学会写旧体诗，所以张恨水原来的理想“红袖添香夜读书”这个时候终于实现了。
抗战的时候，抗战初期，周南不避艰险，带着两个儿子来到重庆，与张恨水是相濡以沫，一起度过了艰难的抗战时光。
1959年周南患癌症去世，张恨水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966年，“文革”爆发，胡同里有很多人家被抄家，红卫兵也曾闯进过这个院子。
张恨水从书柜里拿出文史馆的聘书，很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去的，红卫兵居然信了他的话，退了出去。
然而他的书实在太多，难免有属于“四旧”的东西，为了免得招灾惹祸，本想挑些破书烧了，也算作个样子。但是挑来拣去，哪一本也舍不得。
孩子想藏在床底下，张恨水说怕潮；塞进米缸里，他又怕脏。搞得筋疲力尽，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最后，终于决定，还是放回书柜里，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就算是藏好了。
所幸后来并没有人来抄家。
“张恨水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期作为一个悖论而存在着，一方面是学术界对他及其作品文本的理性思考，一方面则是笼罩在他身前事后的诸多谜团。
对此缺乏较为系统的介绍——一种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史料考证。
对于前者，我们的专家学者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对于后者，则涉及到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甄别，而此项工作对于张恨水研究来说却显得尤为重要，是一项艰难的基础性工作。
解玺璋感叹张恨水研究的欠缺，说：“张恨水写了3000多万字的东西，我们读过多少？我们读过有300万字吗？没有。”
在批判和翻案的文学史漩涡中，怎样去寻找和认识真正的张恨水？
这位在写作生涯中为普通读者写了一个又一个精彩动人故事的作家，却在身后给我们留下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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