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都是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拥有辽阔的地域，而边境线也十分漫长。为此，对于历朝历代的君王来说，守卫边疆的责任十分巨大。而随着朝代的更迭，对于边疆的防守以及作战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抵御好外敌，国家的内部才可以长期有效的建设和发展。而在我国历史上，明代在边防守卫上有着显著的特点。
作为我国最后一个汉家的王朝，明代边患十分严重，而当时的明朝重臣马文升，对于边防的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就聊一聊，明朝和周边民族的关系，以及马文升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大明立国后，北伐中原，覆灭北元残余势力，统一全国，北元余孽逃亡蒙古高原，回归故土。元朝覆灭后，元朝余孽实力大减，不能再统一整个蒙古，北方蒙古诸部落相继分裂，残元势力在大明的不断打击下，去元朝国号，逐渐臣服、消亡。
鞑靼是蒙古草原上二巨头之一，是为蒙古正统，洪武、永乐时期常常犯边，屡次被大明击退之。瓦剌是为蒙古另一大巨头，位于鞑靼之西，先是一统，后分裂为三个大部落，实力较为削弱。
鞑靼与瓦剌之间互为仇敌，鞑靼认为瓦剌背叛了蒙古，双方之间经常混战厮杀，大明居中调解，并负责扶持势弱的一方，维护草原上的平衡，防止出现统一的蒙古，威胁大明，进而减轻北部边防压力，为大明的社会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正统年间，瓦剌势大，整合了蒙古势力，大举入侵大明边境，并于正统十四年取得了“土木堡之变”的胜利，后多次入寇边境，烧杀掠夺。
景泰、天顺时期也先被杀，瓦剌势力分散，蒙古内部争权夺利，对大明的威胁有所减小，大明与蒙古之间的关系稍有缓和。成化时期，鞑靼部多次侵犯大明，并引发了大明内部一次影响深远的叛乱。
满四之乱后，鞑靼部多次派兵侵犯边境，烧杀掠夺，边境从此多事，宪宗皇帝在朝臣的影响下，面对防守和进攻，大多数时间主战。成化初期，鞑靼多次犯边，并占据河套，边事多生事端，战事不断，在皇帝的支持下，多次击退大大的进攻。
弘治时期，瓦剌势力大大衰减，远不如鞑靼部，为了生存下去，避免被鞑靼部所吞并，借势于明朝，“弘治初，瓦剌中称太师者，一曰火儿忽力，一曰火儿古倒温，皆遣使朝贡。”
通过与大明较好，缓和瓦剌与大明之间的关系，共同抵御鞑靼的入侵，马文升为兵部尚书，主张扶持弱小的瓦剌部，抵御愈发强大的鞑靼部，以夷制夷。
“西北别部野乜克力，其长曰亦剌思王，曰满哥王，曰亦刺因王，各遣使款肃州塞，乞贡且互市。巡抚许进、总兵官刘宁为请，文升言互市可许，入贡不可许，乃却之。”互市要求的提出，就是大明与蒙古之间关系缓和的一大举措，尽量减少战争，取而代之的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商业活动。
永乐初，大明在女真所在地设置卫所，授予都督、指挥、百户等官职，屏藩辽东地区，以收其心，并标志着女真所在地纳入大明的管辖范围。明成祖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女直的控制，收揽人心，彰显其文治武功，于永乐七年，在地方实施行政机构的设立。
使奴儿干都司成为女真诸卫所的管理机构，也是大明与女真族联系的中转站，既能加强对女真地区的统治，又能进行商业活动，一举多得。
正统时期，也先之乱不单单给大明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给辽东地区带来无与伦比的打击，朵颜三卫与女真各卫所，都遭受重创，特别是女真比较有名望的头领，皆被杀掠。
天顺年间，海西女真因无承袭官职，进京朝贡期间，朝廷接待有失传统，再加上赏赐较少，引起了女真族与大明关系的矛盾冲突，然当时朝廷并未在意，没有提出解决办法，并遗祸至成化年间。
成化时期，女真与大明关系较为紧张，女真族因种种原因多有犯边之举，双方之间多有冲突，矛盾重重。成化二年，建州女真都督董山掀起战端，大军入侵边境，朝廷迅速扑灭。
成化十四年，马文升到达辽东之后，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先是赏赐诸部落，后通过战争打败海西女真，以风集堡捷闻，“海西人闻之，且感且惧，都督产察等尽归降。乃体谕之，遣其酋入京。”
马文升通过一系列举措，连拉带打，收服女真族之心，使之边境安宁。为了进一步解决天顺年间女真族的问题，平息女真的怨气，打消女真报复之心，马文升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和大明朝廷，解决女真叛乱的一大因素，缓和了大明与女真族之间的矛盾冲突。
女真族与大明之间的关系大大缓和，心向大明。弘治初期，大明对待少数民族多采取怀柔政策，一般都宽容的姿态处理民族事务，大明与女真关系并无大的不同。
至弘治中期，“时海西尚古者，以不得通贡叛中国，数以兵阻诸蕃入贡，诸蕃并衔之，朝廷旋许尚古纳款。”马文升为兵部尚书，曾三下辽东，对女真族颇有了解，故而朝廷在尚古反叛的事情上，依然采取怀柔政策，以安抚为主，减少边事冲突，缓和民族关系。
洪武年间，朝廷十分重视茶马贸易，“绸缪边防，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通过茶马贸易间接控制少数民族，加强大明对少数民族的统治。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种种原因，茶马贸易渐渐减少或者是取消，朝廷更加不重视，大明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渐渐淡化，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渐渐升级。
成化时期，马文升为陕西巡抚时，通过重启“茶马贸易”为大明带了丰厚的收益，最大的收益就是政治收益，不单单是获得战马补充边军军备。
更重要的是，通过茶马贸易，加强了大明对藏、回、羌等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缓和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减少了边患，加强了民族之间的融合，维护了民族的统一。
为了进一步缓和边境大明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马文升提出严格禁止大明人通番，特别是私下交易，必须回归到官方主持下的正常交流中来，这样能减少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重拾双方之间的信任，增强双方之间的联系。
成化时期，马文升担任兵部尚书，时苗族与大明之间关系渐趋紧张，因种种原因，文升主张对苗族安抚，避免双方之间矛盾的进一步升级，缓和双方之间日益加深的仇恨。
孝宗皇帝十分重用马文升，大政方针主要采取防守的举措，寄希望于缓和双方之间的关系，然苗族不知进退，再次反叛。马文升为了加强对苗族地区的统治，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系，主张武力镇压，扑灭苗族部落中的好战分子。
一味的安抚并不能真正缓和双方之间的关系，在必要的时候只能诉诸武力，让少数民族认清楚自身的定位，谁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也有利于加强大明对于地方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双方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有利于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
细看马文升一生的政治作为，特别是与明成弘年间的政局的深层交织，既展现明朝前中期政治风云的波澜壮阔，也反映庙堂斗争的复杂诡谲：勋贵集团衰落、文人集团崛起、宦官势力的增长。
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复杂的政治斗争，剖析明代统治集团下的朝局。总的来说，时代造就英雄，同样英雄也造就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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