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英明的皇帝，他的文韬武略和治世之功，都是其他人不可比拟的。
李世民十八岁起兵，帮助父亲李渊平定天下，建立了唐朝，但是，功高震主，李渊并不喜欢他。《资治通鉴》说：“上（李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所以，便听任他的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阴谋活动，以至于要用毒酒谋害他。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建成和元吉，唐高祖被迫退位，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在他的治理下，各级官吏认真落实去奢省费、轻徭薄税、选用廉吏、丰民衣食等四项措施，唐朝逐步繁荣强大起来，史书上说：“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这个天下承平的时期，被历史学家誉为“贞观之治”。
他经常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还把老百姓和帝王的关系比作水和船的关系。他曾经用这个道理教训太子李治，他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复舟。（《贞观政要》）他还把这种见解发而为文，写了一篇《民可畏论》的文章。文中写道：“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至于灭亡。《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君？’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全唐文》卷十）这篇短短五十五字的论文，尖锐指出，国家盛衰兴亡的关键，在于君王是不是为人民谋福利，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唐朝初年实行“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在封建君主政体的大框架内，尽力改善为政之道，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关系，只二十多年的时间，唐朝境内便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
他特别欣赏魏征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见解。魏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谏官，他经常面折庭议，据理力争，不是讲商纣王亡国的往事，就是讲隋炀帝身死的教训，往往弄得李世民下不了台。公元632年三月，在一次朝会上，魏征对唐太宗要去泰山封禅和厚资嫁女的决定持有异议，认为前者是“崇虚名而受实害，”后者是有悖古帝王的礼仪，李世民气得罢朝而去。回到后宫，还余怒未息，说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立即向他道贺，并说：“主明才有臣直。魏征敢于直谏，正因为你是个明君啊！”李世民这才又高兴起来。他对群臣说：“人们都说魏征粗暴无礼，我看起来却觉得更加妩媚。”仍然像以前一样，认真听取魏征的劝谏。公元643年，魏征病逝，唐太宗悲痛不已，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这从凌烟阁上的二十四功臣像中就可以看出，唐太宗用人是不拘一格的。唐诗人于濆的诗中就有“凌烟阁上人，未必皆忠烈”的话。唐太宗深信天下有才能的人不少，只是没发现而已，他曾批评受命选拔人才、却认为“今未有奇才”的大臣封德彝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唐太宗和这些大臣相处，总的来说是比较和谐的，他没有历代帝王那种杀戮功臣的恶习。所以，在唐太宗的周围，始终聚集着一大批当代的精英。
公元647年，唐太宗总结自己“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人”的原因时，主要从用人方面说了五条：
一、古代帝王嫉贤妒能，我则见贤思齐，把别人的才能看成是自己的；
二、每个人都有优缺点，我弃其所短，用其所长；
三、帝王把喜欢的人抱在怀里，把讨厌的人推到沟里，我敬重贤人，不抛弃有缺点的人，使这些人各得其所；
四、帝王多厌恶正直的人，明诛暗杀，历朝都有，我则把正直之士，委任官职，从未黜责过一个人；五、古帝王皆看重中华，卑视少数民族，我则同等看待，所以境外的部落都来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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