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阴历”、“阳历”，当今国人，十个有十个会明确知悉，“阴历”指的是咱中国传统的历法，报纸电台电视台的标准说法叫“农历”；“阳历”指的是国际上通行的历法，官称叫“公历”或“公元历”；咱每年都过的春节，就是“阴历”或说“农历”的元月一日。
这些认识都没错，过起日子来，知道这些，也够用的了。
但实际上，“阴历”、“阳历”的说法，是有偏误的。不过，也就仅仅是偏误而已，说不上“错”。真正有点点儿“错”的味道的，倒是官称的“农历”。
说“偏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观点，是同音误传。
“阴历”或说“农历”，严格讲，是我们国家古老历法的“近现代沿袭版”。为什么这么说，后面会简单聊聊。
同样的这个历法，在民国时期和今天的台湾地区，会被称谓“国历”或“旧历”。
晚清以来，由于“外夷”的侵袭和渗透，古老的历法，跟洋人执行的历法，起了冲突。为方便跟洋人打交道，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历法；同时，为保守我们民族的信仰，我们同时还坚持着古老的历法。于是呈现两种历法并行的状态，一直延续至今。
这种状态刚刚开始形成的晚清时期，还有每年由皇家在“元旦”即今天惯常说的“大年初一”颁布的“皇历”。所以，人们把传统的“皇历”仍称“皇历”，而将洋人的历法称“洋历”或“西历”。
帝制结束（1912年）后，我们明显想要趋同世界潮流，同时，也再无人颁布新“皇历”，“西历”或说“洋历”，就成了绝对主流。
大概是嫌“西历”、“洋历”的说法有点儿让咱泱泱华夏丢面子吧，“公历”的叫法就兴了起来。但在民间，比“西历”更“爽口”的“洋历”叫惯了，就还有人叫。叫着叫着，也许是想刻意避开“洋”这个字，也许也是因为，这个历法，“暗合”了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行，所以，“洋”字就变成了“阳”，“洋历”就成了“阳历”。
这就是同音误传。
这个误传本身没什么，甚至还有点点道理。但把“旧历”、“国历”对应着“阳”，以“阴”来形容，称“阴历”，就太扯了！
大概，也是觉得“阴历”实在太扯，就改，结果，改了个更扯的“农历”。不知道是不是对应“公历”而又把“公”同音误传成了“工”，那么样儿扯出来的。
文明早期，不同的部族、群落，主流生产方式不同，所遵循的历法和对历法的重视程度，也就不同。远古时期，最典型、最具主流意义生产方式，有3个大类：农耕、游牧、渔猎。
农耕生产方式，最注重历法，并且在历法中最关注太阳，所以，推演、推崇“太阳历”。
渔猎生产方式，特别是沿海的渔猎部族，也很注重历法，关心潮汐，而潮汐又跟月亮对应相关，故而推演、推崇“月亮历”。
游牧生产方式，相比起来，对历法的精确度，要求没那么高，因而不怎么重视历法。
相比农耕和渔猎，游牧生产方式活动范围广阔而不稳定，很难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所以就会频繁地跟农耕、渔猎部族发生各类关系——交流、交易、摩擦、冲突、通融……跟农业部族打交道多，他们就侵染太阳历多一些；跟渔猎部族打交道多，他们就侵染月亮历多一些；如此侵染，再加有意无意的传播，就促成了太阳历和月亮历的“相遇”。
同时的上古时期，由于气候、部族繁衍、资源、部族间关系变化等多方面原因，更由于最核心、最本质的生产力落后的原因，部族迁徙、转换生产方式，频繁到“现象级”；相比游牧部族，农业部族平和温顺，渔猎部族人单势孤；相互作用下，不同生产方式的部族，呈现3种主要的运动发展趋势：
其一，农业部族和渔猎部族，避让游牧部族，被其逐渐削弱，以至于沦为附属，甚至消亡。
其二，渔猎部族联合，以武力抵抗游牧部族的侵略，又以掠夺农业部族补充武力，形成与游牧部族的长期对抗。
其三，部分（个别）富于智慧且“相遇”了延伸发展契机的农业部族，不断开垦新天地，形成“规模效应”，跟强悍的游牧民族长期对峙，并在过程中，吸纳、融合相当多的渔猎部族，形成核心吸引力，包容甚至同化游牧部族。
无论上述哪种趋势，历法，太阳历和月亮历，都会随着农业部族和渔猎部族的变迁，逐渐传播开来，并在一定的条件和需求之下，不断取舍、交汇、演变。
在上述所及上古时期不同生产方式的部族相互作用、演变的过程中，我们的先民，就属于第3种，是富于智慧且“相遇”了延伸发展契机的农业部族。
我国最早的朝代夏朝，其核心政权及所控制的核心地带（今河南省大部、山西省中南部、河北省南部、山东省西南部平原地区），推行太阳历，有4个农时节令，对应相当于今天的春分（日夜等长）、秋分（日夜等长）、夏至（白昼最长）、冬至（黑夜最长）；也有说还有相当于今天的惊蛰、霜降，总共是6个农时节令。
夏朝之后的商朝，原本是半农半牧，且是“夏”的附属国，也推行太阳历。中期以后，形成以青铜铸造为核心的原始工商业，并走向“帝国化”。为争取更大资源和劳动力，以及攫取“贸易”所需的标志物贝壳（相当于货币），商帝国大力向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武力扩张，跟联合起来的沿海渔猎部族，形成长期对抗。过程中，侵染了月亮历，并为现实需要，推行了比夏朝传袭来的原始太阳历更精细的月亮历。
被商帝国和游牧部族排挤到西部边陲（今陕西省关中地区西部）的农耕的“周部族”，是商帝国的附属，但赢得了向西扩展农耕生产的机遇，贯行商帝国的月亮历的同时，在古老的太阳历基础上，实现了划时代的精细化、精准化进步，精确测算出跟月亮历没有规律性对应关系而跟太阳的“运动”呈现规律性对应的12个农时节令，构成今天24节气的雏形。
后来周取代商帝国坐了天下。但由于历史原因，并未强力推行自身的太阳历，而是因循了月亮历，并同时“软推行”自身的太阳历。
周朝享国八百年，是我国历史有记载的持续时间最长的朝代。
八百年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以农时精算为核心宗旨的太阳历，始终跟月亮历并行，并不断影响、改变着月亮历，找到了太阳历和月亮历不同的规律，并以修订历法的方式，弥补了二者之间的偏差。可以说，这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辉煌创举。
这个创举，使得我们中华民族，成为最早并行太阳历和月亮历的民族，也是最规律、最精准弥合二者差异的民族。
今天全球普遍执行的“公历”，源自基督教。但从历法的“本质”论，属于太阳历。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我们民族独有的24节气，对应我们的传统月亮历（阴历、农历），很难找规律，但对应公历，却日期相对固定。比如“夏至”，一般都会在公历的6月21或22日，误差不过一天；但对应“农历”，不同年份的误差就大了去了。
农时，是跟节气密切相关的。所以，严格说起来，非要跟“农”字关联，今天的“公历”，倒更该被叫作“农历”。而我们传统的月亮历，却跟“农”字真的相差还要远些。
上述“同音误传”一节，曾提及，我们的今天说的“阴历”或说“农历”，严格讲，是我国古老月亮历的“近现代沿袭版”。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我们的传统历法，是在古老的“月亮历”基础上，经漫长历史时期不断演变、修正而得。在封建王朝，这个演变、修正，是由皇室主持，由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的特定机构，逐年推演、测算，于每个年份末尾之后、新年份的首日，即“元旦”，以皇家名义公布，这便是“皇历”之说的由来。
公历传入以前，“皇历”是国家唯一有效执行的历法。“皇历”中，固然有维护皇权统治、渲染神灵迷信的色彩，但也包含星象、农时等的测算、应变。
1912年清帝逊位，帝制终结，“皇历”也就成了“老黄历”。
民国动荡，且各种中西思想频仍交锋，莫衷一是；古老的历法，一度被荒疏。后来据说是按着有确切记载的什么年份到什么年份之间（间隔可能是“一甲子”即60年）的记录，照搬过来，循环往复，不再做“封建”的那套逐年测算，事实上也再没人去做那个测算。
久而久之，那套“老黄历”的测算、演化，就没人真的还会了。
就是说，可以认为，我们民族传统的月亮历的“独立测算”，可能、很可能，已经失传！
果真如此的话，叫“阴历”还是“农历”，倒真的是无所谓了，无非是今天的我们向智慧先民的致敬；实际点儿讲，无非是让“大年初一”、“正月十五”、“五月初五”、“八月十五”、“九月初九”这些传统节日，有个还能找得着的确切日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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