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文学”简称“丝路文学”，是近年日趋热络的概念之一，其研究也逐渐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目前，学界对丝路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具体分类、意义与学科归属等方面的理解仍较为模糊，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常常各行其是，尚未形成有凝聚力的学术场域。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予以探讨。
概念：丝路内涵和文学表达的融合
目前丝路文学的概念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种将丝路文学视为丝绸之路沿线地域的文学，另一种认为丝路文学指题材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文学。
若按第一种概念来理解丝路文学，会有两个问题。一方面，涵盖的范围过大。丝绸之路涉及的地域极广，仅就陆上丝路而言，东起中国的长安或洛阳，途经河西走廊、中亚、西亚、南亚等广袤地区，西至欧洲的罗马帝国，如此广大地区的文学已接近世界文学的范畴。另一方面，丝路沿线地域的文学并非都与丝绸之路相关，若将其全部纳入丝路文学，难以体现这一概念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若按第二种概念来理解，也有不妥之处。有关丝绸之路的文学题材各式各样、千差万别，丝绸之路本身也是一个涵盖多学科、内蕴极丰富的概念。何谓丝绸之路题材？着实难以把握。这一概念忽略了地域、时间等要素，存在泛化的不足。
因此，在对丝路文学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上，既要凸显其较之于其他文学概念、范畴的独特性，体现其创新意义和价值，又要使其在具体研究和创作实践过程中具备可行性，避免因边界模糊、歧解过多而难于操作。笔者认为，丝路文学是以丝绸之路的时空背景为依托，展现丝路景观、表现丝路精神、体现丝路文化交流的中外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具体说来，丝路景观指丝路沿线的史地文化、宗教艺术、风土人情等；丝路精神指在丝路上奔波往返的商人、使者、僧人等所表现出的开拓精神、开放意识和坚韧品格；丝路文化交流指包括物质、技术、制度、习俗、精神在内的广义文化交流。
分类：时间、空间和文体的多维视角
从时间上看，丝路文学可分为古代丝路文学和现代丝路文学。有的学者提出还应有前丝路文学，但这种说法并不可取。据考古发现和《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丝绸之路在张骞西行以前已经开通，所谓“凿空”之说是因为司马迁受限于其时的认知能力而无法更为深入地认识丝绸之路。另有学者提出“现当代丝路文学”这一概念，笔者认为应以“现代丝路文学”为宜。丝路文学兼顾中外，由于历史语境的差异，在外国文学的分期惯例中，极少存在“当代”的说法，使用“现当代丝路文学”的概念容易导致中外研究者的沟通障碍。对于古代、现代的时间起止，中外学界也有不同理解，但这已是常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加以界定和说明即可。
从空间上看，对应丝绸之路的地理路线，丝路文学可分为草原丝路文学、沙漠丝路文学和海上丝路文学。这种分类方法尤其适用于曾经穿越丝路的僧人、使者和商人留下的作品。例如，元代李志常跟随丘处机，经草原丝路前往西域，拜谒成吉思汗，其《长春真人西游记》以对草原风光和习俗的描写见长，可归入草原丝路文学。唐代玄奘远赴西域求法，陆路而往、陆路而还，其撰就的《大唐西域记》属典型的沙漠丝路文学，其中对沙河（今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记述历来为人所称道。日本文学家真人元开的《唐大和上东征传》，对唐代高僧鉴真六次经海路赴日本传经送法的曲折历程进行了生动记述，属于海上丝路文学。东晋法显的《法显传》既属于沙漠丝路文学，也属于海上丝路文学。这是因为法显行经的路线是陆路而往、海路而还，《法显传》不仅是留存下来的第一部陆上丝路见闻录，而且首次对海洋丝路进行了生动描绘。
从文体上看，丝路文学可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基础文类。这是对应国内外学术界通行的“四分法”而言，较适宜于对现代作品的归类。至于神话、史诗这两类较为复杂和特殊的前文学体裁，则可单列。这种分类方法以文体这一视角对丝路文学进行观照，打破了时间、空间的界限，便于研究者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归纳和总结。但在研究过程中，应注意避免偏于文体自身的分析，忽略了与丝路景观、丝路精神、丝路文化交流等内涵要素的紧密联系。例如，对诸多典籍中出现、民间传说中流行的西王母神话的研究，就不能仅将目光聚焦于一时、一地、一文本，而应对其在丝路各地的产生、流传和变异情况进行比较观照。
意义：文学、文化和文化交流
丝路文学的勃兴将给丝路沿线的少数民族带来新的文学和文化发展机遇，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学发掘自身资源，发挥独特优势，巩固和凸显在中国文学大家庭中的地位，积极参与世界文学对话和对外文化交流。例如，黑格尔曾认为中国人没有史诗。事实上，中国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史诗作品，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这些史诗作品在丝路沿线的传播和变异，是一种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地域的重要现象。若以丝路文学这一学术视角对这些史诗作品加以整合研究，将其作为中国史诗的代表与西方史诗、印度史诗进行平行比较，可以作为反驳“中国人没有史诗”乃至“西方中心论”的绝佳素材和典型例证。
丝路文学资源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为中国文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也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实现文心共通和互动交流的新途径。丝路文学的范畴中，包含大量外国文学在内，其中更有与中国丝路文学具有较深渊源的诸多作品。以《大唐西域记》为例，这部著名的丝路行记曾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文学史上最大的说话集《今昔物语》，也保存了大量印度文学史上书面或口头流传的作品，如佛本生故事、鹿王传说、月兔传说等，分别成为海上丝路文学交流和陆上丝路文学交流的典范。《大唐西域记》也被用来与西方使徒文学进行平行比较，一为求取佛教真知而践行丝路的记录，一为播撒基督信仰而四方奔走的图绘，二者最为共通之处在于为了信仰而勇于开拓、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丝路精神。
再现与表现是文学的双翼，文学又是文化园地中最美的花朵之一。丝路文学一方面再现丝路历史地理、宗教艺术、民俗风情等，具有珍贵的文献学价值，助益于丝绸之路研究。另一方面，又以表现丝路精神、致力于文化交流为己任，注重形象和情感，能够鲜活而生动地唤醒丝路记忆，增强文化认同，引领全方位合作。从文化形态来看，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祆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等文化均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传播。从文化区域来看，丝绸之路沟通东亚、西亚、南亚和欧洲四大文化区域。在如此丰厚的人类精神资源中孕育出来、在如此广袤的文化区域上生长起来的丝路文学，理应而且能够为促进人类文化交流、实现共同繁荣作出贡献。
学科：中国文学、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
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出现后，应该为其寻找一个合适的学科归属。这既可为其存在提供学理上的论证，也有益于学科的创新发展。综合来看，中国文学、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都是丝路文学的合适归属，可根据各自学科特点，对这一文学和文化现象予以阐发研究。
中国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国，将丝路文学归入中国文学是自然之事。丝路文学通过系统发掘和整理中国文学中的丝路资源，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对其加以阐释研究，为中国文学开辟了新的空间，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它为地处丝路沿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带来很好的发展契机，可更好地实现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中原文学与边疆文学之间的互动，重构中国文学版图，重写中国文学史。在此基础上，丝路文学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学学科的完善和发展。
丝绸之路在地域上衍及中国、中亚、西亚、南亚、北非等广大东方地区，在文化上沟通东方三大文化圈。相应地，以更为广阔的东方视野来观照丝路文学，将这一殊为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归入东方文学学科，也是合理的。目前的东方文学中，中国文学、印度文学、日本文学、阿拉伯文学等区域文学的研究较为集中，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但东方文学的总体研究还相对薄弱。丝路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恰为东方文学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切入视角和统一的学术支撑。
丝路文学是典型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更需要一门具备兼容性和开放性特征的学科来吸纳它。在此意义上，比较文学是一个适宜的选择。正如季羡林所言，“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中国与异域间的文学和文化关系，既是比较文学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归宿，而这恰为丝路文学的要义之一。在学科建制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个一级学科之下均设有比较文学，这也为中外丝路文学寻找其共同的归属扫清了障碍。丝路文学的加入，也必将为比较文学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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